当不可逆转的事件即将发生之际，人们总会加速该事件的发生。

前者被称为历史大势，后者则是个体能动性。

当然，身处历史之中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那微小而又倔强的决定权。

1910年，正当士绅们齐聚京城要求速开国会之时，长沙正在酝酿一场风暴。

长沙自1904年开埠后，传教士、商人纷纷涌入，造就了一番新气象。他们修马路、盖洋行、筑码头、设赌场、开烟馆，养活了一大批人，也让许多人失业，“只一两年，长沙的店铺，便一片倒声。西门外百多家做粮食、布匹、百货的铺子，光是大铺子就倒了十几家”。他们呆的时间越长，越能感受到中国人的怨气。因此，英国的炮舰只能频频造访长沙，吓唬不安分的湖南人。

大兴土木对长沙的泥匠、木匠来说本是好事，然而，外国人更喜欢湖北、广东、上海的工人，因为这些人更早接触西方、技术更娴熟。那个年代，长沙工人的薪资涨幅本就追不上飞涨的物价，生活越来越窘迫，如今工作又被抢了，如何忍得下去？他们恨外省人，更恨将外省人带进湖南的外国人。1909年，英国将新领事馆的建设合同授予了湖北的一个承包商，引发长沙工人不满。工人张贴告示，要将该承包商赶出港口。1910年，工人两次向英国人呈递请愿书，扬言如果英国人不让步，他们就会暴动。

工人无法分享进步的成果，而一些士绅则憎恨“进步”本身。湖南有一群知名的守旧士绅，如王先谦、王闿运、张祖同、叶德辉等人。他们虽知西化已是大势所趋，仍不愿看到传统消逝。所谓维新，所谓立宪，所谓革命，都太快了，属于“师法西人，不得要领”，徒徒扰乱民生。他们或明目张胆起哄，或暗中主使作乱，引导底层百姓将怒气撒向学堂、洋行和教堂。

▲湖南士绅合照。左一为瞿鸿禨，左三为王先谦。图源：网络

另一边，“宪政”的花朵早已发芽。1909年9月，湖南咨议局在长沙召开成立大会。巡抚岑春蓂（岑春煊之弟）到场发表演说：“咨议局者，于官与民之间为之枢纽者也。”议长谭延闿则大谈公众参与政治的好处。两方表面上一团和气，但对宪政的理解差了十万八千里。此后，湖南咨议局不断拆巡抚的台，弄得岑春蓂很是难堪。在工人闹事之后，湖南咨议局也宣称泥瓦匠有权利在湖南做工，摆明了要维护本地人利益。

岑春蓂看似权力最大，但处境最为尴尬。朝廷、洋人的话都不敢违抗，北边的湖广总督，也是他的顶头上司，得罪不起。下面的士绅又闹个不停。放在原来，士绅们老老实实呆在原籍，形成不了什么势力。新政一开展，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军事的重心转移到城市之中，最有身家的士绅纷纷搬家到长沙，联声通气，形成难以撼动的势力群体。岑春蓂本人能力有限，只能在支支吾吾中勉强维持头顶的乌纱帽。

▲岑春蓂。图源：网络

整个长沙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桶，只差一把火就能点燃。

1909年春夏，两湖地区发生大洪灾。由于湖北缺粮更为严重，大宗湘米被运往湖北，导致本地米价飞涨。岑春蓂作为巡抚，本该及时反应。他一直与湖北方面和中央交涉，希望禁止湘米出口，来往电报多达51件。然而，朝廷向来重鄂轻湘，不希望湖北发生动乱，要求湖南竭力支撑。外国轮船公司不顾湖南灾情，疯狂地从湖南采购粮食运往长江下游。而一些潮汕、宁波商人，也假冒洋人转运粮食，牟取暴利。湖南方面想制止，但英国领事拿条约说事，宣称限制即违约，在禁令宣布后又拖延了3个星期。对此，岑春蓂表现得无可奈何。

湖南的新、旧士绅均站出来要求禁运粮食，但他们的动机并不单纯。王先谦、叶德辉等人是大地主，荒年多半会囤积居奇，大赚一笔。王先谦家的谷仓在长沙龟塘一带，积谷满仓；叶德辉兄弟四人积谷万余石。洋商的猖狂，实际上侵夺了他们的利益。而且，岑春蓂向士绅要钱赈灾时，王先谦极不配合，叶德辉也不肯减价出售粮食，只有咨议局的议员们还算尽力劝募。最后，岑春蓂被逼无奈，下令富户除留足自家食用的米粮外其余部分全部捐出赈灾，由此彻底得罪了士绅群体。

1910年4月13日，长沙饥民聚集在一起，隐隐有动乱迹象。岑春蓂派巡警道赖承裕弹压，结果这位仁兄竟然当众说道：“天然台百钱一碗茶，汝辈不以为昂，八十钱一升米，汝辈竟嫌太贵，岂有天理良心！”此话一出，众人义愤填膺，将其痛殴了一顿。

很快，人们放弃了这个小喽啰，转向巡抚衙门。岑春蓂挂出牌子，宣布五日后开仓平粜，价60钱一升，牌子一出就被毁掉；又改为明日平粜，50钱一升，也被打毁。群众随后开始砸掉眼前看到的一切：辕门、石狮、照壁……岑春蓂闭门不出，任其吵闹。

到了半夜，在夜色的掩护下，人们的怒火终于喷薄而出。各地教堂被抢劫一空，外国人不得不躲到长江上的炮舰上去。

14日，人们重新在巡抚衙门前集合，这一回，官兵开枪了。数人被杀后，人们怒不可遏，将巡抚衙门烧为灰烬。随后，失控的饥民袭击了教堂、洋行、学堂、使署、银行、税关等与外国相关的建筑物数十处。大火之中亦不乏守旧士绅鬼鬼祟祟的身影。

当天下午，夺权行动就开始了。士绅们逼宫岑春蓂，要求其下台，改由他们推举的庄赓良主事。岑春蓂见大势己去，只好同意。15日上午，长沙街上响起了“逐瘟官，迎青天”的声音。很快，新军到达，枪杀纵火犯，骚乱基本结束。

民变发生后，王先谦致电湖广总督，谭延闿致电军机处，指责岑春蓂处事不当，酿成大祸。对此，朝廷和英国人有不同的看法。除了米栈之外，饥民打砸的全是和洋人有关的地方，让人不禁怀疑这是一场排外活动。尤其是王先谦等旧士绅在事件中表现突出，又怎么能逃脱得了关系？

湖广总督瑞澂认为王先谦、叶德辉、孔宪教、杨巩四人暗中作乱，予以严惩；又因湘米济鄂一事，保全了湖北，所以对岑春蓂较为宽容。咨议局一听，哪怕与王先谦等人再不对付，也明白官府的弦外之音：士绅不得阻扰官府。于是，谭延闿再次致电军机处，指责湖广总督包庇岑春蓂。这不是为王先谦伸冤，而是维护咨议局的权力。此举引得清廷震怒，下旨予以痛斥。

事后，清廷多方筹措，调来米粮赈灾。而旧士绅们仍然不肯拔毛，积谷满仓。外国人眼见满目疮痍的长沙城，要求湖南省赔偿损失。湖南咨议局通过了一项“灾变损失湘省不任赔偿”的决议，将罪责全部推给岑春蓂，并哭诉湖南省太穷，无力负担赔款。清廷并不买账，仍将对外赔款归于湖南。

回顾这场民变，清廷不是最大的作恶者，却是最大的输家。士绅与官府，已然走向对立。王先谦心灰意冷，闭门谢客。叶德辉四处叫屈，最后竟然要脱离湘籍。总之，他们作为守旧的势力，基本不参与政事了。而咨议局的议员们，为了谋取更大的权力，寄希望于全国性议会的召开，假如这份希望未能实现，他们就只有另谋他路了。至于底层工人们，反新政、反清朝和反洋人，有什么分别呢？无非是博取生存的权利罢了。